“项目经理说，等工程款下来，一分不少我们的。”老李蹲在早已拆除的项目部门口，吸了口烟，眼神望着远处空荡荡的地基，“这话，我从夏天听到冬天，孩子开学、老人生病，哪一样能等？”
和他一样被“晾”在这句话里的，还有技术员老黄和施工员小张。南京金牛湖某棚改项目完工后，他们被公司解聘，手里只剩下一纸写满数字的《结算书》。工资、补偿金……三个人加起来三十多万元的辛苦钱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看得见，却怎么也抓不回手里。“找过公司多少次，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踏破了，每次都是‘快了快了’。我们这点血汗钱，是不是就没指望了？”小张搓着冻得发红的手，声音里透着年轻人的迷茫和焦躁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今年隆冬，三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走进了六合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。
这起典型的系列劳资纠纷，触发了中心的快速响应机制。案件没有直接进入诉讼程序，而是被精准委派给了六合法院的特邀调解员何阳。此时，何阳的另一重身份——区政协委员，让这次调解有了不一样的视角。
调解安排在综治中心的“代表委员调解室”。公司代理人承认欠款，但一谈到具体付款，难色便浮上脸庞：“公司是真难，项目款没结算，账户上实在没钱，不是我们想赖账。”“企业的难处我们听到了，但工人们等钱过日子，更是难上加难。”何阳开口，语气温和却坚定。他从企业信誉、社会责任谈起，努力熨平双方对立的情绪。然而，道理虽通，僵局却卡在了一个关键点上：付款期限。公司方只能给出“尽快”的模糊承诺。
这时，全程参与调解的派驻综治中心法官刘小梅，将一份《结算协议书》轻轻推到桌子中央。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是为了找到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，而不是重复困难。”她指向协议条款，声音清晰而平稳，“债权债务关系是清晰的。调解的意义，在于为它加上一个明确的时间表。如果期限是虚的，调解协议就无法获得司法确认，一切还会回到原点。”
她的话，像一把尺子，为谈判丈量出了法律的边界。“法官说得对。”何阳顺势接过话头，“把期限定下来，对公司是约束也是解脱，对工人是承诺更是安心。”情理与法理的双线合力，终于推动了平衡。公司代理人沉默片刻，起身到室外拨通了电话。几分钟后，她带回了一个清晰的答复：“2026年3月31日前，一次性付清。”
一直紧绷着背的老李，肩膀几不可察地松了一下。握手言和，并非终点。让这份口头承诺变成“铁诺”的，是法官随即启动的调解协议确认程序。很快，三份盖着法院鲜红印章的《民事调解书》送到了三人手中。“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了。”老李摩挲着调解书，对两位工友说，“以前是咱们求着公司，现在这上面写的是法律。心里这块石头，总算能落地了。”
这起纠纷的高效化解，是六合法院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融入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。2025年以来，该院创新推出“政协委员特邀调解员”机制，推动政协力量与审判力量共同入驻综治中心，形成“中心吹哨、调解先行、法官指导、司法兜底”的闭环。项目散了，工地空了，但公平正义从未缺席。在这间小小的调解室里，一份份“薪”事就此落地，司法的温度，正通过一种创新的合力，稳稳地托举起劳动者应有的尊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