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上，锤印斑驳。
在南京市六合区唐楼村，阿英与阿香两家房屋之间，一堵矮墙沉默地立着。墙体表面，几处深深的凹痕清晰可辨；一道绿色的防护网潦草地罩在上面，网绳在风里微微颤动。
四年前，这堵墙被砌起；两年前，它被砸坏。如今，它等待着重生。而六合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汪莉珍知道，她要修复的，远不止于此。
阿英与阿香是几十年的老邻居，阿英家的前院正挨着阿香家的后院。两家的孩子一块长大，谁家做了好菜，都会端一碗给对门。
变化始于2020年。村里推进厕所改造，当时阿香在南京打工，阿英便先动工，沿着自家临阿香家后院的围墙建起了厕所，并沿着厕所边砌起一道围墙封闭院落。阿香回来后，盯着那道墙看了又看。
“你家这堵墙砌过来占用了我家的面积，导致我家房子都不方正了，坏了我家风水。”阿香说。
“哪有？线是照着老地基画的。”阿英答。
二人有矛盾的面积，大约3平米。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，它微不足道；但在两家屋檐之下，它成了天大的事。
争执、争吵，直到有一次，两人都动了手。后来虽经调解达成协议，但疙瘩已经结下。2022年，新的不动产权证颁发，经无人机测绘确认，墙的位置就是权属边界——那“3平米”，在法律上归属于阿英。
阿香觉得“吃了哑巴亏”。一天午后，她抡起锤子，重重砸入墙体，墙面应声崩裂，一下又一下，整面墙便在尘土飞扬中坍塌。为此，她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。两家的门，从此再没向对方敞开过。
案件到了汪莉珍手里时，已是2024年。判决很明确：阿香必须将围墙恢复原状。但汪莉珍翻开卷宗，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执行标的，而是一道深嵌在乡土肌理中的裂痕。
执行前的现场勘验，汪莉珍按程序通知了双方。
在村委会干部和双方当事人的注视下，她和助理沿着那道破损的围墙，用卷尺一丝不苟地进行了测量和记录。金属尺带拉紧、读数、记录，每一个步骤都标准、清晰。
“3平米”的物理空间，却是横亘在两位老邻居之间那道更宽、更深的鸿沟。阿英紧抿着嘴，阿香则别过脸去，看向自家院里那棵老柿子树。她们曾分享过树下的阴凉，如今却连目光都再无交集。
勘验结束，汪莉珍收起卷尺，心里已然明了：这个案子，执行容易，但若不能化解心结，即便墙砌上了，也只是一道更冷的隔阂。
“情况我们都清楚了。”她转向众人，语气平和而有力，“阿英姐，阿香姐，我们找个地方，聊聊这堵墙，也聊聊往后。”
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，气氛紧绷。
“无人机在天上飞一圈，就把我家地划走了？我不认！”阿香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汪莉珍等她把话说完，才平静地开口：“阿香姐，你的申诉材料，我一页页看过了。你的不服气，我记下了。”她转向阿英，“阿英姐，判决书在我们手里，墙，法律一定会让它复原。但今天我们如果硬来，从此你们门对门，就是一辈子的仇人。你愿意这样吗？”
阿英沉默着，手指绞在一起。“我给你们，也给法律一个最后确认的时间。”汪莉珍说，“一年。阿香姐，你可以去任何你认为能说理的地方。一年后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按最后的结论办。”她知道，这已超出了寻常的执行流程，但为了化解这个死结，她愿意在法律框架内，做一次彻底的尝试。
她顿了顿，声音更缓了些：“这一年，法院会拉一道结实的防护网，把墙围起来，保证老人孩子的安全。这不是纵容，是给理性和法律程序，一份该有的尊重。”
阿英抬起头，看了汪莉珍很久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这一年，汪莉珍和阿香通过几次电话。电话那头的情绪，从最初的愤懑，到后来的焦虑，最后成了疲惫的沉默。
“汪法官，还是没变。”阿香的声音沙哑。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，那“3平米”在法律上的归属，尘埃落定。
汪莉珍知道，是时候了。
恢复执行那天清晨，唐楼村被警车的蓝红光惊醒。阿香和家人的情绪如预料般爆发，阻拦、哭喊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，汪莉珍果断下令，依法将阻碍执行的阿香带离。
“我们先回院里，平复一下。”车上，汪莉珍递给阿香一瓶水，“今天墙肯定要砌，这是法律的决定。但我们聊聊，墙砌好了，然后呢？”
那一整个上午，故事在两条线上同时推进。
在唐楼村，工人们开始和泥、砌砖。法警拉起的警戒线外，围满了村民。工头师傅对徒弟叮嘱：“线拉直，砖码平。这道墙，几十年都得立在这儿，不能再出岔子。”汗水混着水泥，新的墙体一砖一瓦地生长，坚固而端正。
在法院调解室，则是另一番景象。阿香起初情绪崩溃：“他们都看我笑话！我成老赖了！”
汪莉珍没有打断，只是推过去一盒纸巾。等哭声渐歇，她才开口，声音不高：“笑话你的，是看你为了一口气，要把自己以后的安宁都赌进去。墙，今天一定会砌好，这是法律的尊严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墙砌好后，你出门是抬头挺胸，还是永远躲着那堵墙走？”
这时，电话响了。是现场打来的：“汪法官，墙砌到一半，核了下账，材料费比去年预估的多了两百三十块。”
汪莉珍捂住话筒，目光看向阿香：“按程序，这钱得你出。你怎么想？”
阿香扭过头，不说话。
汪莉珍对电话那头说：“知道了，按流程办。”但放下电话，她立刻给在现场的书记员发了条信息：“留意一下阿英大姐的反应。”
几分钟后，信息回过来：“阿英大姐看了单子，没说话，自己掏钱给工头了。”
汪莉珍把手机屏幕转向阿香，一言不发。
屏幕上那行简单的字，像一颗小小的石子，投入阿香心中那片愤怒的湖里。她盯着屏幕，愣了很久，脸上那种紧绷的、对抗了四年的神情，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松动。
下午两点，墙砌好了。
消息传到调解室时，阿香已经停止了哭泣。她望着窗外，侧脸映着午后的光，良久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我不动了。”
汪莉珍没有要求更多。法律能判决墙的位置，却判不来握手言和。司法的意义，有时在于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划下清晰的底线，然后，把时间重新归还给生活。
数月后，汪莉珍有一次回访。她没有打扰两家，只是将车远远停下。
那堵新墙已然牢固，灰白的墙面在阳光下显得干净。她的目光下移，忽然停住——墙根处，不知是谁，或许只是风带来的种子，几株嫩绿的小草，已经顺着墙角，悄然探出了头，蜿蜒地向上生长着。
阿英和阿香的家门口，依然没有欢声笑语，但也不再是怒目而视。一种安静的、脆弱的平衡，已经建立。
汪莉珍悄悄离开了。坐在车里，她想，法律工作或许就是这样：我们无法创造奇迹，让破碎的立刻圆满；但我们能制止伤害，让安全回归，然后守护着时间，等待生活自己长出新的可能。
那道锤印斑驳的“心墙”或许还在，但至少，法律已经为它垒起了不再崩塌的基座。而在基座之下，总有生命，在寻找缝隙，向着光亮处，生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