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的结尾，那个被判赔偿70万元的被告，却捧着一面锦旗走进了法院。这面锦旗背后，承载着责任的分量、理解的珍贵与司法的温度，也藏着我作为年轻助理对“司法为民”的初阶领悟。
去年初秋，我随师父王菲法官在第一次开庭时见到张总。他是六合区一家挖掘机租赁公司的老板，也是这起生命权纠纷的三名被告之一。坐在被告席上，他眉头拧成一团，说话带着生意人特有的直爽，甚至透着股不服气：“法官，挖掘机是我派的，司机是我雇的，但人不是我撞的！这两年工程不好做，公司账上没多少流动资金，真判我赔几十万，我这小公司就撑不下去了。”
做助理这些年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当事人，像张总这样“硬气”的被告确不多见。翻看案卷我理清了脉络：张总的客户有两段路段要施工，他按约定派了公司的挖掘机和驾驶员老陈去工地，按天收取租赁费。两个路段距离大约2公里，就在转场期间老陈驾驶挖掘机上路出了事故，受害者当场身亡。老陈因此受到了刑事处罚，如今受害者家属为要民事赔偿，把老陈、张总和施工方一起告上了法庭。
开庭那天，我担任庭审记录，法庭里的争执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三个被告各执一词，施工方说“驾驶员是张总的人，责任应该雇主担”，张总则拍着桌子喊：“我是雇主不错，但是我又不在现场，转场是施工方的安排！现在倒把责任推给我？”他盯着法官的眼神满是防备，连“老陈是不是你公司员工”“事故当天是不是执行工作任务”这类基础问题，他都带着火气答：“是又怎么样？我又没让他撞人！”
休庭后我忍不住跟师父吐槽：“这人怎么听不进劝？《民法典》里写着，雇员职务行为致他人损害，雇主就得担责。”师父没急着附和，就说：“小李，你别急着下结论。其实他不是不讲理，是没弄明白啥叫‘雇主责任’，更怕这大几十万把他的公司压垮了。你去把老陈的工资条、出事那天的施工调度单找出来，再把相关的法条标清楚，咱们单独跟他做一次谈话。”
谈话那天，我们把张总约到了调解室。师父没有直奔主题，而是先唠起了家常：“上次开庭的时候，老陈说他跟着你干了十多年，还有其他几个驾驶员也差不多，这公司你经营得不容易吧？”这句话好像戳中了张总的软肋，他叹口气说：“可不是嘛！前几年疫情，工地全停了，我硬是咬牙没裁人，现在刚有点起色，又出了这事。”师父趁机把我找的工资记录推过去：“你看，老陈的工资每月都是你批的，调度单上也有你的签字——从法律上讲，他那天的工作就是为了你的公司，这就是职务行为。但我不是要你一个人扛，施工方对现场安全也有管理义务，我们会去调取施工现场的管理记录，把责任分清楚，不会让你受冤枉。”那天的谈话聊了一个多小时，张总的态度一点点柔和下来，最后表态说：“法官，我不是不想赔，是真怕赔了钱，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但您说得对，家属比我更难，人没了，他们得要个说法。我回去跟家里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凑钱。”
历经两次开庭一次谈话，师父慎重作出了判决，原本我以为这起案件就此告一段落，没想到张总却主动打来了电话，语气里没了之前的抵触，多了几分坚定：“法官，赔偿款我认。我跟银行咨询过了，用家里的房子做抵押，贷款下来就给家属打过去——大不了后面多接几个小活，辛苦两年总能缓过来。”得知张总愿意主动履行，师父挂了电话就立马跟家属联系，说清张总主动履行的诚意，家属也松了口：“只要他真能把钱送来，我们愿意少要一点，毕竟他也不容易。”最终双方以70万达成执行和解，张总也按时凑齐了钱。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师父还惦记着张总在庭审时提到保险公司拒赔该怎么办。她让我把案件审理中认定的事实整理成书面材料，又找到相关法条，告诉张总可以依法维权。
今年春天，张总送来了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，上面写着“真诚为民，人民好法官”，非要亲手交给师父。递锦旗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法官，我以前总觉得法院是‘帮原告不帮被告’，可这几个月下来，您没偏过谁——既替家属着想，也没忘了我的难处。这锦旗不是谢您判我赢，是谢您让我输得明白、输得心服。”
现在再处理类似的侵权案件，我总会想起这个案子。张总的锦旗，是对师父的认可，更给我这个年轻助理上了一堂实践课——法理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用真心去理解，用耐心去释法，才能让当事人真的服气，让法律真的走进老百姓心里。这面来自被告的锦旗，它告诉我们：办案子不只是判输赢，更是解难处；当法律有了温度，当公正掺着体谅，每一个走出法院的人，才会真的带着希望离开。
